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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作者: 兰亭文学 来源: ly15.cn 发布时间: 2019年12月10日 13:16:47

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理查德·埃文斯(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理查德·埃文斯爵士(Richard Evans)为英国历史学家,英国学术院院士(FBA)、皇家文学学会成员、皇家历史学会成员、威尔士学会成员。他曾任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和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现任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
他的著作包括“第三帝国三部曲”、《汉堡之死:霍乱之年的社会与政治,1830-1910》(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惩罚的仪式:德国死刑史》(Rituals of Retrib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n Germany 1600–1987)、《捍卫历史》(In Defence of History)、《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霍布斯鲍姆传》(Eric Hobsbawm: A Life in History)等。作为英国的欧陆史权威尤其是德国史权威,埃文斯爵士近日在伦敦接受了《上海书评》的采访,谈了英德史学传统的差异与当下的问题。

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诗人托马斯·格雷,也曾是剑桥大学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
您熟悉德国史学传统,与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1908—1999)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1931—2019)等著名历史学者一起学习和工作过,您也是德国史学传统的参与者,深度参与了“历史学家之争”等改变德国史学史的事件,同时您又是植根于英国史学传统的英国学者。可否请您谈谈德国与英国史学传统的差别?
埃文斯: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去研究德国历史,当然会结识德国的很多本土学者,与他们交流。这是一个互动和互相影响的过程。这让我变成了一个学术传统的“混血儿”。所以我做学问的方式,比如我提出怎样的问题以及我看待过去的方式,受到了德国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举个小例子:学术著作的脚注。我的书里脚注往往非常多,非常长,这很有德国特色。如果我不是研究德国的话,也许我的脚注不会这样繁多和复杂。另一个例子就是我研讨的那些问题,比如纳粹主义的长期历史根源,或者说是德国威权主义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寻找纳粹主义根源的时候,可以在十九世纪往前倒推多远),也是很有德国特色的问题,而不属于英国史学传统。
英德两国的史学传统确实有很大差别。主要是,英国的史学传统更有文学色彩,而德国的史学传统更有社会科学的色彩。英国的史学当然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但在表达上更文学化。英国的这种文学化的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麦考莱和吉本,再往后就是G. M.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1876-1962)那样的辉格史学家。今天的英国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这种文学传统,包括我的前同事大卫·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等。所以英国的史学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受过教育的大众能够欣赏,同时也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准。
德国史学则更偏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学,并且一般也不以大众为目标读者。
对作为学者和个人的费歇尔与韦勒,您更喜欢哪一位?
埃文斯:他俩对我的学术生涯都非常重要。费歇尔特别有魅力,活力四射,非常有激情。1970年代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的题目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的女权主义。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个过于偏门和不靠谱的题目。一个男人,而且是英国人,去研究德国的女权主义,在当时被认为很怪异。费歇尔在一次会议上说,对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这样的历史框架来说,少数几个女权主义者有什么意义?
我和我的朋友们,包括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和杰夫·埃利(Geoff Eley)利用第二帝国的女权主义这个话题来争论,认为第二帝国并不像费歇尔等人说的那样在政治上保守和落后,因为第二帝国存在过一场轰轰烈烈(尽管被忽视)的女权运动。而费歇尔的主要观点就是第二帝国在政治上的保守和非自由主义为后来的纳粹铺了路。虽然费歇尔对我们这几个英国人提出的观点表示欢迎和兴趣;但他是非常传统的历家,专攻外交史和政治史。他起初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后来转向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韦勒在思想上更丰产,他不断提出新观点和新想法,跟他讨论这些新想法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而费歇尔在1960年代挑战西德保守的政治统治集团的过程中发挥了开拓性作用,即著名的“费歇尔争议”。我不完全同意费歇尔或韦勒对德国历史延续性的阐释。但他俩以不同的方式,都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几年前我采访了研究十九世纪哈布斯堡宫廷的年轻奥地利学者玛蒂娜·温克胡福尔(Martina Winkelhofer)。她说很羡慕英国同行,因为在英国,德高望重的学者比如大卫·斯塔基、西蒙·沙玛,经常做客电台、电视等大众传媒,普及和传播历史知识。而在德国,历史学者如果这样做,往往会被视为不严肃和不正经。德国历史学界似乎缺少与公众交流的兴趣。您认为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应当发挥公众作用,对公众发声吗?
埃文斯: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学家。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很重要,即便这样的文献在全世界可能只有几十个人读,但它可以流传千古。但我认为,只要自己有能力、有机会,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应当向公众发声,与公众交流,从事普及传播工作,扮演起“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因为历史学有助于人们对当今事务(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社会的、文化的)的理解。我相信,历史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向公众发声。
即便在德国和德语国家,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比如大学教授,也一直给我们所谓的“高级报刊”(比如《时代周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新苏黎世报》)写书评、写文章,这些文章也是面向大众的。学者们通过这样的媒体发声,并不会损害自己的学术声誉和地位。
我觉得英德历史学界对公众传播的认识不同,主要是由于图书和图书出版行业的差别。在德国,学术书和大众书之间的分野,比英国的情况要泾渭分明得多。或者说,在德国,学术书和大众书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英国,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和重叠。这是出版行业的差别造成的。德国有大量学术出版社,专门做高精尖的学术出版,不走市场化道路,而是从大学等机构获得资金来维持。这样的学术出版意味着他们对公众传播没有兴趣,对大众读者没有兴趣,对商业利益没有兴趣,因此不在乎内容的可读性。德国的历史学家即便在写作比较简单易懂的书比如贝克(C. H. Beck)公司的“知识”(Wissen)系列时,面向的目标读者也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公众。而在英国,学术书和大众书跨界的情况很普遍。很多学术书是公众可以阅读和接受的,所以能成为畅销书。而且英国很少有德国那种完全靠吃补助、没有商业化的学术出版社。英国的出版社,即便是大学出版社,都要考虑商业利益,希望有尽可能大的受众群,所以对可读性的要求较高。
在德国,大众历史书有一种“臭名”。比如我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的第一部《第三帝国的到来》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受到德国学术界的批评。他们说,如果要了解第三帝国,为什么需要看这样的书?只要先看一本简单的入门书,就可以直奔各细分研究领域的论文了。德国学者觉得《第三帝国的到来》过于“大众”,而德国新闻界的记者和书评人又觉得它过于“学术”。所以《第三帝国的到来》在德国的处境有点尴尬。后来三部曲的第二卷《掌权的第三帝国》和第三卷《战争中的第三帝国》在德国出版之后受到的评价就好很多,因为德国人开始明白我在做什么了。

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第三帝国的到来》

理查德·埃文斯谈英德史学的传统与现状

《掌权的第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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